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孩子总是会长大的，抚育作用本身是在促成孩子的独立能力……抚育的目的是在结束抚育。
[31]戴高乐的理由是总统选举方式涉及公权力组织，属于其仲裁者职权范围，借此绕开了需要议会同意的修宪程序（法国《宪法》第89条）。而在法国，议会两院均需要达到2/3的多数同意票。
法国《宪法》第8条本义是总统提名总理，并可以依据总理提出辞职而免除其职务。宪法委员会尽快通过公众意见的方式作出决定。根据法国《宪法》第89条，[32]启动修宪的条件有两项：一是共和国总统经总理提议。如此，同一阵营获得两类选举胜利的可能性增大，共治很难再次出现。为了降低共治出现的可能性，2000年法国宪法修改缩短了总统任期，法国总统的任期由7年变为5年，以实现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的同步进行。
与此同时，总理对总统负责，行政二元呈现垂直领导关系。[29]总统突破宪制规范，从宪法监督者转变为隐性制宪者，从仲裁者转化为决策者，具体表现如下： 1.主动修宪成为隐性制宪者 依据西耶斯提出的制宪权理论，国民作为主权者享有制定宪法的权力，共和国总统仅仅是国家机构之一，不能自我设定职权范围。在康德看来，私法属于自然法，先于主权国家的宪法而存在。
因为，世俗世界的法律效力的渊源不在于法律自身而是外在于法律的道德律。第二，宪法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创制功能，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体系均根据宪法创设并不得与宪法相违背。进入专题： 宪法 制宪权 。[64]菲尔麦甚至试图以一种后人无法改变的关系——父子关系——来证成后代对元契约的签订者意志遵从的正当性。
其次，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作用于所有组织和个人，这体现了宪法的政治统合功能。[21] （二）源于自然法的超验正义 从哲理化的自然法学来看，所有实在法包括宪法仅仅是对自然法的宣示，而这一实在法的宣示是人类理性的成果。
[8]斯大林的这一观念与列宁的思想一脉相承。然而，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对后代人当然构成先在约束吗？制宪者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意志表达不需要行宪者事后追认吗？托马斯·杰斐逊曾言世界属于活着的人们。参见[比]R. C.范·卡内冈：《欧洲法：过去与未来——两千年来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史大晓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4页。拉班德曾言，如果不考虑修改难度，宪法并没有高于其他立法的权威。
[53][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5页。通过选举产生的特殊代表制定宪法实际上就是宪法所创制的权力反过来行使创制宪法的权力。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后，西耶斯认识到在特定条件下绝对主权的危险性，于是西耶斯以国民主权理论试图消解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绝对性。[15]参见[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4页。
[12]若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理解为宪法最高权威，那么可以认为实证法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诉诸于权力，自然法则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归因于道德。[35]因为，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之争构成了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制宪会议采纳了弗吉尼亚的国家主义方案，让合众国的法律成为各州的最高法，以回击反联邦党人的政治图谋，并实现联邦国家的法律秩序。
正是近代立宪主义将人权融于宪法之中，才使宪法规范在法秩序中被赋予更高的价值，并且为防范立法权对宪法的价值背离，才确立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多数人的权力本身导源于自由的主权个人的委托。
[40]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关系基于协定，即无论联邦主权还是州主权都是契约的产物，彼此相互限制，具有相对性。宪法是最高法，这是最基本的宪法常识，而对这一常识问题的理据追问构成了宪法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我国1954年宪法通常被视为制宪权运用的结果，却并未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这一规定贯彻了西耶斯诫命：这些法律被称为根本的，并非指它们可以独立于国民意志，而是因为根据它们而存在和行动的那些机构决不能染指立宪性法律。但在规范意义上，美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只能产生于美国宪法制定以后，而马歇尔的宪法最高的司法决定所称的宪法也只能是已经制定的美国宪法。[43][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9页。
[2]日本学者认为，宪法序言不具有规范性因而不能直接成为裁判依据，法律的违宪必须直接违反正文各条款。[10]参见王叔文：《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载《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第2页。
[29]可见，在历史上英国并无通过宪法限制王权的需求，尤其是议会主权学说的发展排除了制定可控制立法机关的宪法的任何可能。而制宪权威不仅仅是意志的表达，它要求通过一种推理来论证和确立。
[40]在英国17世纪，针对一个议员引用法国布丹绝对主权的观点，柯克大法官说，承认主权权力将会削弱《大宪章》以及所有制定法的地位，主权权力会削弱作为基础的法律，法律大厦也必将因此坍塌。但根据凯尔森规范与效力同一说，违宪的法律是没有效力（无效）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陈述，宪法不仅赋予合宪性法律以效力，同时还承认违宪法律有效，因为法律既然已按照宪法所规定的方式被创制出来，那么其就是规范，即是有效的。
根据这一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包含了违宪责任追究的内涵，从而补强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的实质规范性。施密特则将制宪权看作根本政治决断，这种政治宪法学意义上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屈从于政治决断的观念蕴藏着极大的危险。依照《国法大全》，国王作为最高权威不受法律束缚，且其喜好皆为法律。（三）法国：制宪权至上超越宪法至上 与英国不同，法国在历史上形成了王在法上的专制传统。
[62]尤利西斯难题并非源于自缚，而是在于政治共同体内前人对后代人的承诺和约束。所谓元契约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人们告别自然状态进入主权国家的初始约定。
尽管宪法约束所有公权力，但行政权与司法权一般通过法律就能得到限制，而约束立法权是宪法独有的功能。因为在国家中没有比主权更高的意志，宪法并非来自神秘的权力，宪法和法律的效力皆源于主权。
摘要: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宪权行使的标志，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不应以绝对主权为根据，制宪权的相对化及自然法的人权价值构成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法理基础。这即是法国宪法文本并未宣称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理念上的原因。
因此，我国宪法序言中关于最高法律效力的条款应具有法律规范效力，但这并不否定其在序言中具有宣示意义，可将其作为原则规范，相对而言，我国宪法第5条则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具体规范，两者共同构成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内容。普通法会审查议会的法令，……当一项议会的法令有悖于共同权利和理性，……普通法将对其予以审查并裁定该法令无效。[3][日]佐藤功：《日本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载《环球法律评论》1983年第3期，第41页。[20]由于制宪权作为权力不受限制、不被驯化，因而成为极权主义的幽灵。
[44]宪法只是连接制宪权与宪定权的纽带。而政治意义上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是法律上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延伸，两者共同构成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内容，体现了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特色。
解决方案有，实证法论者根据某一社会事实对法律的权威性进行解释。根据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提出的自然正义概念，国家强制实施的正义不是国家自己精心设计的东西，而是从自然中发现东西，是对自然永恒不变性的摹仿。
而且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对后代并不当然具有前在或先定的效力，但可默示推定。这一共同权利和理性被柯克称为基本法，构成约束议会和国王的学说，是司法审查概念的重要来源。